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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ment

香港为生科产业提供发展良机

经过数年艰辛,新政正助力生物科技产业在该贸易金融枢纽腾飞

by Jean-François Tremblay
June 3, 2019 | APPEARED IN VOLUME 97, ISSUE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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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dit: Shutterstock
以银行业和购物中心闻名的香港希望扩大其生物科技的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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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招彦焘与地方政府官员和潜在投资者会面时,最常被问的问题是:“你的公司何时才能盈利?” 作为香港初创公司Phase Scientific的行政总裁,他在美国加州生活过18年,在那里,投资者通常专注于初创公司的技术和管理团队。他说:“在这里(香港),人们更加实际,”

招彦焘去年回到香港,领导他于2017年在那里成立的公司。回港前,他很清楚,作为他出生地的香港并没有大量经验丰富的风险投资家。但他看到了另外一点——当地政府长期以来对生物科技缺乏重视的状况已经改变。

招彦焘说:“他们想要成功的案例。这里很多人会协力确保你成功。” 他表示,他的公司Phase在这个更以金融和购物而闻名的城市中有很好的发展机会。该公司的主营业务是制造诊断套组并提供样品制备服务。

曾经一度,香港为理科专业的毕业生提供的职业机会寥寥。当生物科技产业在上海等中国主要城市蓬勃发展时,香港并没有跟上步伐。像招彦焘一样,许多年轻的毕业生选择出国追求梦想。

香港生物科技产业的环境在大约三年前开始发生变化。起因是一些政策的改变,加上鼓励私企研发的项目资金急剧增加。这些变化吸引了来自国外的研发投资,并促进当地企业家建立了数十家新创企业。突然之间,香港高校的理科毕业生有望在当地找到专业对口的工作了。

香港科技园生物医药群组的负责人高为元说:“不到五年前,科技园只有不到20家生物医药公司,现在大约有120家。” 该科技园成立于2002年,位于郊区沙田的香港中文大学附近,是政府吸引和发展创新企业的主要举措之一。

高为元说,园区企业“业务涵盖诊断、中药、医疗器械和药品”。他还表示,过去三年采取的鼓励高科技公司发展的措施非常成功,以至于科技园目前已空间不足。

香港正向世界各地的其他科技园区学习如何最好地利用香港的卖点,高为元说。港府去年决定允许尚无商业化产品的生物科技公司在香港交易所上市,激发了大量在港研发的兴趣。他表示,在香港上市的公司倾向于在香港设立实验室,以增加对当地投资者的吸引力。总体而言,香港科技园园区内七成企业是本地公司,三成来自内地或国外。

身为多家中国制药公司董事的卢毓琳说:“每个人都想来香港。” 他说,这些公司希望在香港开展一些研发业务,以接触更加国际化的环境,与此同时,有意中国市场的国际高管可能“出于种种原因更愿意在香港的法律环境中运作,并利用我们的国际学校资源来教育他们的子女。

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但至今沿用英国法律体系。并且,由于香港素有大量外籍专业人士,因此设有韩国、日本、法国、美国等外国学校。

卢毓琳在香港常被称为“生物科技之父”,20多年来一直大力支持该行业发展。当香港仍然是英国殖民地时,他就领导了一个委员会,为政府的生物科技政策建言献策。

欢迎你,生物科技

自2017年以来,香港政府和香港交易所采用了多项举措来支持生物科技产业的发展。

现有科技园的预算增加了13亿美元

25亿美元投入建设位于港深之间的更大规模的科技园

13亿美元支持香港公司的研发项目和新科技的应用

6500万美元用于补贴私营公司顶级研发科学家的工资

公司研发开支的前25万美元减税300%,超出25万的部分减税200%

计划2023年将研发在香港经济中所占的比例翻番

允许未盈利的成长期企业在香港交易所上市,如新药开发公司

处:香港科技园

那时,他还负责科学仪器制造商Bio-Rad Laboratories的亚洲业务。如今,他是规模15亿美元的香港私募股权基金GT Healthcare Capital Partners的董事长,也是行业组织香港生物医药创新协会的负责人。

卢毓琳说,20多年的游说才得以开始改变关键港府官员的思维方式,并获得足够的公众支持以推进生物科技的发展。他回忆说,在20世纪90年代,他的生物科技委员会得到的尊重不多过“鸡民委员会或纺织委员会”。

卢毓琳说,香港能采取大力支持科学的政策,要归功于当前港府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她有北京中央政府的支持,而且她把科学技术作为发展重点。”

在她2017年的施政报告中,林郑月娥宣布了数十亿美元的科技发展新增资金以及公司研发费用的税收抵免。同时,政府承诺补贴香港企业雇用的顶尖科学家的工资。

同年,港府同意开始投资开发落马洲河套地区,一片位于香港和深圳之间、多年来由两市同时宣称主权的区域。为了解决香港缺乏提供给高科技初创企业的空间的问题,该地区将由港深双方合作发展。发展项目总面积逾120公顷,超过现有科学园的五倍。

但卢毓琳亦指出,尽管近期初创企业繁荣,政府也已认识到研发在香港经济中的作用,香港的私营机构仍在保持观望。

他说,目前,来自港府的资金占该市研发投入的90%。相比之下,美国私营部门占研发支出的70%,而在日本和欧洲,这一比例为80%。 卢毓琳表示,缺乏私营部门参与是政府将研发对香港经济的贡献率在未来五年内翻一番至1.5%的主要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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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dit: Jean-François Tremblay/C&EN
在美国加州生活了18年,招彦焘带着他的了博士学位和业界工作经验回到香港,成立了医疗诊断产品公司。

不过,行业组织香港生物科技协会的主席于常海认为,香港已经拥有生物科技产业蓬勃发展所需的必要因素。他指出,香港有多所国际排名相当高的大学。“我们在上游研究方面做得很好,”他说。

于常海也历数了其他优势。他说,香港拥有世界上最好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之一。由于英语的广泛使用,香港也易于外国人迁入居住。尽管香港的成本很高,企业可以将部分业务放在珠江三角洲的中国内地城市,那里的土地和其他成本要低得多。

“公司的研发、财务和法律职能应落户于香港,” 他说。根据2017年启动的通称为粤港澳大湾区的三边计划,香港、澳门和珠江三角洲的九个中国内地城市正在寻求经济一体化。

于常海认为,即使还在追赶上海这样的中国内地城市,香港注定要成为一个主要的生物科技枢纽。他说,一个关键原因是香港长期接触国际化的商业经营方式。“中国(内地)可能有很多’海龟’,” 他说,即受过国外教育的归国华人,但他们“不足以”创造世界级的生物科技产业。于常海本人是从加拿大和美国归国的“海龟”,他现在往返于香港和北京之间,并在北京大学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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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dit: Jean-François Tremblay/C&EN
自2002年开始运作的香港科技园,近年突然空间不足。

三正健康投资是一家位于香港和上海的私募股权公司,其中国内地出生的高管们也认为香港拥有成功的必备因素。该公司创始管理合伙人王顺龙表示,在香港开展生物医药研发颇有吸引力。他说,香港尤其适合那些为中国市场定制西方技术的研发机构。他透露,三正将一项在美国发明的中风预防技术许可给了一家中国企业,该公司有望在香港设立一家研发中心。

三正的合伙人王闽川补充说,虽然香港对于制造诊断器材、药物和其他生物科技产品而言过于昂贵,但香港的医院是进行临床试验的好地方。“香港将成为根据全球标准执行临床试验的基地之一。但制造类业务将在中国(内地)。”

王闽川和同事们对粤港澳大湾区的愿景有信心:香港与内地城市合作,每个城市都发挥自身优势。他指出,对三正来说,香港正日益成为可能投资目标的来源。“科学家们正回到香港做研究,” 他说。“他们有想法,有活力,技术也非常好。”

Sanomics(善觅)是位于香港的新创公司中的一个典型代表,由年轻的本地企业家施明耀于2015年在香港科技园建立。如今,该公司设有四个办公点,共40名员工。施明耀说,善觅创业初期的发展,得益于科技园为达标的初创企业提供的共享实验室空间。

该公司的首个产品基于香港中文大学教授莫树锦的研究,他也是善觅的投资者。他的理念催生了一种癌症诊断服务,该服务使用数字聚合酶链反应技术来检测患者的血液以鉴别癌症种类。

善觅为亚洲各地的医生提供服务。施明耀说,香港是这类业务的绝佳地点,因为众所周知,香港医生热衷于采用新技术。此外,香港与其它亚洲城市之间的航班频繁,便于善觅通过航空将附近国家的病人血样送至香港检测。施明耀指出,该公司无法开设在中国内地,因为中央政府不允许血样进出口。

同在科技园的大学初创公司SkinData Research & Innovation,专门研究多酚在皮肤护理产品中的应用。联合创始人胡舒婷表示,SkinData背后的推动力是她在香港大学攻读生物学博士时所进行的研究。“我在香港大学期间,针对初创企业的态度和政策有了变化,” 她回忆道。她说,香港的大学过去禁止学者建立相关企业,但现在情况正好相反。“我当时的老板鼓励我将我的技术商业化。”

SkinData开发的主要产品是具有美白功效的多酚基霜。胡舒婷说,在一些亚洲国家,特别是中国,女性认为浅肤色更具吸引力。

她在科技园成立了公司,因为可以获得成本低廉的共享实验室空间。当时,她还考察了深圳的实验室空间,但它们不是共享的所以成本会更高。

胡舒婷承认,即使有了廉价的实验室空间,为研究寻找资金也是一项挑战。她说,虽然香港是一个国际金融中心,但投资通常用于合并或产品已可商业化的公司。“对早期阶段的天使投资的关注不多。”

但她还是成功获得了投资。现在,经过几年的实验室工作,尽管还在测试各种不同配方,SkinData已经准备好进行规模生产。胡舒婷不确定香港是否是最适合扩张业务的地方。科技园没有共用的大规模实验室,所以胡舒婷需要专门的实验空间,而香港太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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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dit: Jean-François Tremblay/C&EN
谭荣安在俯视闲置的香港启德机场的办公室里。他是香港生物科技产业的开拓者之一。

在新亚生物科技集团,一家位于香港的分子诊断公司,创办人兼主席谭荣安表示,当需要扩展到更加工业化的规模时,香港的生物科技公司通常面临重重障碍。“科技园为企业孵化提供了很多激励措施,但这些初创企业需要搬出科技园时怎么办呢?”他问道。

和卢毓琳一样,谭荣安是香港生物科技的先锋倡导者。2001年,从香港大学生物医学科学院的教学生涯退休后,他决定成为一名生物科技企业家。“我想用我的专利做些事情。我有些学生找不到工作,所以我决定组建一家公司,”他回忆说。他成立了凯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核酸分子诊断服务。

凯普在香港的运作历经磨难。谭荣安说:“在我们搬到(中国)潮州之前,有三次濒临破产。”他说,该公司现在正蓬勃发展,并在深圳证券交易所进行交易。香港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是工业空间的高成本,谭荣安说,而在潮州,当地官员将土地以优惠价格卖给凯普。“他们看中接下来的税收收入。”

虽然谭荣安欢迎香港政府对高科技的高度关注,他认为该城市仍然缺乏全面的产业政策。他说,政府将土地拨给公共住房项目、国际学校和高尔夫球场,那为什么不给生物科技产业呢?

谭荣安认为,如果香港几十年前就制定产业政策,如今就不会在生物科技方面落后于中国内地。“我在1979年与复旦大学建立合作时首次造访上海,” 他说。“从那时起,我目睹了中国的进步,而生物科技却没有在香港起飞。”

尽管如此,谭荣安坚称他对香港的生物科技产业持乐观态度。毕竟,新亚的核心业务达雅高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成功的分子诊断服务供应商,拥有100名员工。谭荣安表示他经常投资香港的初创企业,希望助力创造更多本地成功案例。“我可能会损失资金,但这并不重要,”他说。“我相信香港可以发展科技。”

谭荣安投资的公司中包括Phase Scientific。该公司创办人兼行政总裁招彦焘的经历,可以证明谭荣安对香港生科产业所处阶段的描述——仍在进步中。

例如,招彦焘刚回到香港时,他申请了科技园孵化公司的空间,同时也在其他地方开设了公司业务。“18个月后,科技园回复说我们已经过了孵化阶段,” 他回忆道。

招彦焘在香港的前工业区观塘设立了Phase的研发中心和办公室,这里,崭新的玻璃高层和老旧的工业建筑比肩而立。如今,Phase也在科技园内运营着了一个实验室以获得政府投资。

Phase的核心技术是浓缩测试样品,简化对目标分子的检测。他说,大多数公司专注于分子探测传感器的灵敏度,而Phase的方法是修改样品。

为了获得现金收入,该公司提供样品制备服务,帮助当地实验室提高晚期癌症筛查中进行的液体活检的敏感度。Phase将所得利润重新投资于长期研发,例如开发用于肝炎、疟疾或性传播疾病的家用诊断套组。该公司已经上市了一种检测龋齿风险的诊断套组。该产品是在香港开发的,但在美国制造。

招彦焘说,香港的生物科技公司面临的挑战之一是政府、金融圈、甚至学术界都不熟悉这个行业。“大学希望与我们合作,因为我们提供实习和工作,但他们没有与初创企业合作的传统。” 香港紧邻内地的地理位置、当地投资者的高估值和政府对该产业的坚定扶持,抵消了上述不足。

总的来说,招彦焘说:“我有机会在这里赢得一些加州没有的东西。”

Jean-François Tremblay是本刊位于香港的特约记者。

本文由Nina Sun为C&EN译为中文。英文原文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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